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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朋友的女兒可以說是時下「打工仔」的「典範」，大學畢業了後找到了一份約莫月入萬三、四元的工作，然而每晚都得要工作到差不多十點左右（當然早上仍得要九時半上班），上、落班來回車程總共要花上二小時，即是早上必須要在八時半前離家，晚上抵家大概是十一時左右。很明顯地，這位年青人要為這份工作付出超逾十二小時（午飯有一個小時，早餐及晚餐大多不是在寫字?上邊吃邊做的話，便要在交通工具裡吃麫包來填飽肚子）。換句話說一天的一半時間是花在工作（及與工作相關的交通工具內），餘下的另一半時間便是睡眠和處理一下私人事情。然而就算是過上這種因工作而「異化」了的生活（至少連生物求偶的青春期、正常社交和健康都要押上），這位年青人的入息在可見的將來仍不足以自立，這亦是我那位作為父親的朋友最最擔心的！無異這正是資本剝削勞動力「絕對剩餘」的經典範例，同時亦是顯現了一種社會的「相對剩餘」正處於負值（或相對虧損）的現實。
另外又有一位每月都要來我家邨屋抄電錶的年青人，細問之下原本是電力公司技術長工的他，很早便成為了電力公司的其中一位外判「承包商」（實際上是合約技工），換句話說就是一切大公司的長工褔利及保障與他無關（或俗稱「食自己」），這點不僅令他對這份工作的前景不能予甚麼長遠的寄望（因他不是儍子而是一個正常的普通人），與公司的關係亦自然是很難產生甚麼真正的歸屬感（這並非是朝朝在公司天台體操並大叫北朝鮮式的「多勞多得」口號便可產生歸屬感般的唯心白痴管理便能打造出來的）！當然，工作的內容跟長工是毫無分別（即「柯打」仍是由電力公司分派），而工作回報則是按件工方式支付而非月薪加超時補水、津貼（主要是被邨狗、蛇蟲、蜂蟻咬一口之類的工傷）、按表現加薪及升職、強積金等等的長工褔利。
這表面上很容易令人產生錯覺誤以為這是奉行「多勞多得」的現代效率管理，公司固然努力希望令這位年青人相信他自己是多勞多得的「承包商」，如果造成收入縮減只因作為獨立個體戶的他承包不力而已，畢竟這是按件收取回報的（正像是他若能一晚汲乾黃河之水，公司理論上願意把黃河之水全數歸他所有的道理）。
這位年青人當然不曉得這是屬於一種典型的資本剝削（剝削勞動力「絕對剩餘」）手段。牛扒怎麼來？當然是得把牛宰殺了後而來！事實上從這位及同類的其他無奈的年青工人身上省下來的開支正是董事局用來「砌靚」年報表而讓股東的投資有息可派的「牛扒」！管理層當然不會白幹而僅為「神功」（股東的派息或政府的利得稅收入），其動機當然清晰，因為董事分紅必定是先於政府利得稅及股息的！一家上市公司如果分紅及派息後不在半個納稅年度內倒閉的話，法律上董事局是沒有刑責的，這樣「那管身後洪水滔天」，董事們都已經穿好了「黃金降落傘」矣！
你知道這位年青朋友以甚麼方式來表達他這種「不解」的不滿？他說他要參加佔中！故此動亂的成因並不一定是要等到失業率高企的情況下才發生，也不在於參與動亂者了解不了解這是否資本剝削的經濟「元兇」。同樣地包括政府和企業投資者也並不一定清楚構成動亂的這種潛移默化的成因。不過，一旦社會秩序遭受破壞，對壘勢必形成，吃虧的首先是政府的管治威信，「吃楜椒噴霧」的便會是上述我那位的年青朋友。至於穿上了「黃金降傘」的董事們，可能正在阿爾卑斯山或巴哈馬群島上為下一份工而正在「充電」矣。
當天秤上的砝碼都被推到了一端時，天秤當然是會頹然傾向那一方，這就叫做失衡。當社會「天秤」上出現無產者（包含生活成本每況愈下者）愈來愈多時，不難想象亦將出現社會天秤的失衡。這種社會性失衡在傳統教科書上其表達是：「當一個社會的失業率高漲到某種程度時便必然出現社會動亂」，這固然是「阿媽係女人」般的鐵律，然而在現代發達社會的確並不須要等到失業率高漲方出亂子，只要是大部份人的生活成本出現入不敷支的「相對虧損」情況（或是說大多數人都正處於「在職貧窮」），社會動亂就自然會發生，而且被點燃的理由大多並不能直接反映真實情況（只需一個如天星小輪加票價或小販因被沒收了家檔而自殺般的理由便足可引爆）.。
這種情況往往給了一些政治勢力（包括外國勢力、反對政府的人、理想主義者以及混飯吃的政棍們）像發予了一張能讓他們「叫胡」甚至是「食胡」的牌（誰叫你「出聰」予他們？他們光是拿著你的「臭牌」來反對就足可「滿胡」）！
一隻手掌固然未必能打得响，但如果政府沒有足夠的洞察力，又或者有智慧卻為求明哲保身的話，那就形同把另一隻手掌也同時騰了出來讓「掌聲」响起！正如我在上章所說，民眾並不一定很清楚自己為何那麼勤力又在前期投資方面費了那麼多的成本（比如完成大學及之後在專業實習所花費的時間、金錢和機會成本），卻無法取得應該有的「絕對剩餘」（可能還在虧欠著學債貸款）！這是政治問題（是的！政棍總希望朝你這個方向去想的！）？是政府政策問題？是政治意識形態問題？是法律不公？當然，這些都是問題但並非是重點（有那一個政府、那一種政治形態在那一個時代是完全沒問題的？），重點還是 Bill Clinton的那句老話：“It's the economy, stupid” 。
任何一個不想被打倒的政府都要清楚自己的首要任務便是要有效地分配好社會資源（或者所謂管理好資源的稀缺性），這當然並不可能是易事，但至少能明白這是總方向（不是看到百份之三的就業率便自以為交了功課），或者說至起碼能認識到這種不平衡所帶來的傾覆性以至於不會錯把樹木當作森林（否則永遠都只能被動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香港的情況正是這樣，不過有時亦難怪的，管治香港的政府官僚接受傳統「優質」的殖民地教育並能取得這種教育的優越成績時，事實上亦很難叫他們能夠沾得到對資本主義社會本質認知能力的邊（相信中央政府真的是時候要為這些官僚來惡補一下《資本論》的了）。（待續）
另外又有一位每月都要來我家邨屋抄電錶的年青人，細問之下原本是電力公司技術長工的他，很早便成為了電力公司的其中一位外判「承包商」（實際上是合約技工），換句話說就是一切大公司的長工褔利及保障與他無關（或俗稱「食自己」），這點不僅令他對這份工作的前景不能予甚麼長遠的寄望（因他不是儍子而是一個正常的普通人），與公司的關係亦自然是很難產生甚麼真正的歸屬感（這並非是朝朝在公司天台體操並大叫北朝鮮式的「多勞多得」口號便可產生歸屬感般的唯心白痴管理便能打造出來的）！當然，工作的內容跟長工是毫無分別（即「柯打」仍是由電力公司分派），而工作回報則是按件工方式支付而非月薪加超時補水、津貼（主要是被邨狗、蛇蟲、蜂蟻咬一口之類的工傷）、按表現加薪及升職、強積金等等的長工褔利。
這表面上很容易令人產生錯覺誤以為這是奉行「多勞多得」的現代效率管理，公司固然努力希望令這位年青人相信他自己是多勞多得的「承包商」，如果造成收入縮減只因作為獨立個體戶的他承包不力而已，畢竟這是按件收取回報的（正像是他若能一晚汲乾黃河之水，公司理論上願意把黃河之水全數歸他所有的道理）。
這位年青人當然不曉得這是屬於一種典型的資本剝削（剝削勞動力「絕對剩餘」）手段。牛扒怎麼來？當然是得把牛宰殺了後而來！事實上從這位及同類的其他無奈的年青工人身上省下來的開支正是董事局用來「砌靚」年報表而讓股東的投資有息可派的「牛扒」！管理層當然不會白幹而僅為「神功」（股東的派息或政府的利得稅收入），其動機當然清晰，因為董事分紅必定是先於政府利得稅及股息的！一家上市公司如果分紅及派息後不在半個納稅年度內倒閉的話，法律上董事局是沒有刑責的，這樣「那管身後洪水滔天」，董事們都已經穿好了「黃金降落傘」矣！
你知道這位年青朋友以甚麼方式來表達他這種「不解」的不滿？他說他要參加佔中！故此動亂的成因並不一定是要等到失業率高企的情況下才發生，也不在於參與動亂者了解不了解這是否資本剝削的經濟「元兇」。同樣地包括政府和企業投資者也並不一定清楚構成動亂的這種潛移默化的成因。不過，一旦社會秩序遭受破壞，對壘勢必形成，吃虧的首先是政府的管治威信，「吃楜椒噴霧」的便會是上述我那位的年青朋友。至於穿上了「黃金降傘」的董事們，可能正在阿爾卑斯山或巴哈馬群島上為下一份工而正在「充電」矣。
當天秤上的砝碼都被推到了一端時，天秤當然是會頹然傾向那一方，這就叫做失衡。當社會「天秤」上出現無產者（包含生活成本每況愈下者）愈來愈多時，不難想象亦將出現社會天秤的失衡。這種社會性失衡在傳統教科書上其表達是：「當一個社會的失業率高漲到某種程度時便必然出現社會動亂」，這固然是「阿媽係女人」般的鐵律，然而在現代發達社會的確並不須要等到失業率高漲方出亂子，只要是大部份人的生活成本出現入不敷支的「相對虧損」情況（或是說大多數人都正處於「在職貧窮」），社會動亂就自然會發生，而且被點燃的理由大多並不能直接反映真實情況（只需一個如天星小輪加票價或小販因被沒收了家檔而自殺般的理由便足可引爆）.。
這種情況往往給了一些政治勢力（包括外國勢力、反對政府的人、理想主義者以及混飯吃的政棍們）像發予了一張能讓他們「叫胡」甚至是「食胡」的牌（誰叫你「出聰」予他們？他們光是拿著你的「臭牌」來反對就足可「滿胡」）！
一隻手掌固然未必能打得响，但如果政府沒有足夠的洞察力，又或者有智慧卻為求明哲保身的話，那就形同把另一隻手掌也同時騰了出來讓「掌聲」响起！正如我在上章所說，民眾並不一定很清楚自己為何那麼勤力又在前期投資方面費了那麼多的成本（比如完成大學及之後在專業實習所花費的時間、金錢和機會成本），卻無法取得應該有的「絕對剩餘」（可能還在虧欠著學債貸款）！這是政治問題（是的！政棍總希望朝你這個方向去想的！）？是政府政策問題？是政治意識形態問題？是法律不公？當然，這些都是問題但並非是重點（有那一個政府、那一種政治形態在那一個時代是完全沒問題的？），重點還是 Bill Clinton的那句老話：“It's the economy, stupid” 。
任何一個不想被打倒的政府都要清楚自己的首要任務便是要有效地分配好社會資源（或者所謂管理好資源的稀缺性），這當然並不可能是易事，但至少能明白這是總方向（不是看到百份之三的就業率便自以為交了功課），或者說至起碼能認識到這種不平衡所帶來的傾覆性以至於不會錯把樹木當作森林（否則永遠都只能被動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香港的情況正是這樣，不過有時亦難怪的，管治香港的政府官僚接受傳統「優質」的殖民地教育並能取得這種教育的優越成績時，事實上亦很難叫他們能夠沾得到對資本主義社會本質認知能力的邊（相信中央政府真的是時候要為這些官僚來惡補一下《資本論》的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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