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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用所謂「全民就業率」來衡量現代社會的情況當然解釋不了消費力下降景況（比如近日香港的PMI出現歷史新低）以至出現民眾的普遍日益不滿情緒，然而就是群眾本身亦極難理解為何如此之不滿。這種情形當然是最好被政治團體利用作為增加選民認同的有利基礎，亦是當今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及地區紛紛出現分離主義情緒甚至是極端主義的給力，各地政府管來管去都未能有效根治，這亦是本源。
今天市民購買力下降並不一定是工資過低，而是工資相對於日常生活成本過低！這點不用多言就拿房價看一看便能了然於心。我們隔鄰的深圳，平均工資到目前為止仍未及香港的水平，但是深圳人的生活跟目前香港人的生活水平並不相去太遠（至少還可以有盈餘來買房子、車子和進行一般消費、投資甚至是定期旅遊），那正說明了決定一個地方的工資孰高孰低並不單憑收入數字的大少來孤立而言，歸根究底還要視乎那個地方的生活成本方可全面來作結論（更非以甚麼「全民就業率」的大小來決定，香港的失業率只有約3%是屬「全民就業」的典型範例吧？）。從成本方面延伸如果稍有到訪過深圳的朋友，坐上由香港地鐵公司管理的深圳地鐵，你會驚覺只要付出四元（更多的只是二元）人民幣票價是可以完全「通場」的；當我們吃頓頗像樣的晚飯在深圳，今時今日還是比香港的同級飯館來得便宜（食安問題？難道香港的飯館沒有出現過事故？）。
這就是「絕對剩餘」和「相對剩餘」的問題，絕對剩餘是在生活成本較低的社會條件下努力用盡一切個人的時間和精力（當然以猝死臨界點為限）來爭取盈餘。從理論上來說，這種情況資本便可以被有效地創造出來（或被擠出來）；這樣，個人在社會的流動機會便可有望。不過，這只是我們嬰兒潮世代的一般情況，亦說明了何以嬰兒潮世代能夠累積得起原始資本以置業、搞小生意甚或投資證券的原因，更說明了可往上流動的機會能普遍地存在於嬰兒潮世代。
換言之無論是已累積起原始資本的「有條件者」或正朝著這個方向意欲累積資本的「創造條件者」，都能夠有機會朝著這種創富方向，事實上這種目標在當時的社會是相當之具體。總而言之個人或資本在那個時代仍能夠透過自我「剝削」（或說自我犧牲）或資本通過「剝削」個人，就能把無論屬個人或社會的「絕對剩餘」予以提取來創造資本！這裡面當然有一個前提絕不能被忽略，那就是生活的總成本，生活總成本就是能產生「相對剩餘」的基礎條件。所謂「相對剩餘」就是努力工作所產生的「絕對剩餘」必定要大於生活成本故能有所剩餘。
如果用盡一切「絕對剩餘」的努力（所有勞動的總和）卻都仍未能跟得上現實生活的成本，這就產生不了「相對剩餘」而只能是「相對虧損」。因為一切所付出的努力從而生產出的「絕對剩餘」都會被高昂的生活成本「吃掉」（正如一家企業用盡了一切方式去努力擠出「絕對剩餘」的價值但卻因為生產成本相對高昂而被拖挎的道理一樣）。這就是目前年青人的處境，亦都是目前社會的普遍情形！
不是危言聳聽，這種情況還將會持續地惡化！當社會的普遍購買力下降時，資本亦只能從「薄利多銷」這方面來著眼，這種結果就將進一步地把資本實力不足的企業（例如中、小企）擠走，剩下來的就只能夠是一些資本雄厚而能經得起長期以「薄利」（先薄利後追回方式驅走行家）手段縱向（如巴士公司和MTR）及多元橫向（如附屬於地產開發商的管業集團其業務延伸至屋苑維修、樓宇代理租賣、苑內零售如賣酒、賣和牛、賣月餅、賣大閘蟹、洗衣服務；另再想想屬於地產開發商的壟斷式超市）的方式來逐利的企業。這種情況下，競爭逐漸消失而壟斷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也就是說財富只有是愈發集中，亦即是說不僅社會大多數費盡了「絕對剩餘」的努力都不能有「相對剩餘」的空間（或只得「相對虧損」），這就產生出愈來愈多的人往下流動而不是往上流動甚至是不大可能維持靜止不動的現狀。
當財富進一步地集中於少數的壟斷企業手中，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維持者 — 政府，其話語權便不得不騰出多點空間來予掌握社會經濟命脈的少數幾家壟斷企業，最後的結果就是政府只變成了「代言人」！所謂「代言人」也者，是以直線或曲線的方式來替壟斷資本這群真正的社會「大股東」來執行「保駕護航」，這種實例只要看看當今的資本主義老大哥 — 美利堅合眾國便不難明白（如果讀一下美國自開國以來的歷史，你更會驚訝地發現，美國的內部一直以來就是一部政府與資本的權力鬥爭與妥協的驚天歷史）。
這一切其實都並非源自甚麼政治理念這類虛無飄渺式的意識形態，套用克林頓那句經典金句：『是經濟！儍瓜！』。
是的，那誠然是資本主義制度大框架下的大問題（不要以為我將提出甚麼烏托邦式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解決辦法，若這樣，我即淪為免費政棍無異）。
在這種情景之下，作為今天的專職收費政棍這類「那管我身後洪水滔天」（路易十六金句）的混飯者，其實並不須有任何政見而只憑反對二字就可輕易取得愈來愈多對社會現狀不滿者的給力（確是一個不錯的因糧於民的合時性行業）。作為人民的你我於是就只能無奈地成為這類無意義的天秤兩端被人搬來搬去的砝碼。（待續）
今天市民購買力下降並不一定是工資過低，而是工資相對於日常生活成本過低！這點不用多言就拿房價看一看便能了然於心。我們隔鄰的深圳，平均工資到目前為止仍未及香港的水平，但是深圳人的生活跟目前香港人的生活水平並不相去太遠（至少還可以有盈餘來買房子、車子和進行一般消費、投資甚至是定期旅遊），那正說明了決定一個地方的工資孰高孰低並不單憑收入數字的大少來孤立而言，歸根究底還要視乎那個地方的生活成本方可全面來作結論（更非以甚麼「全民就業率」的大小來決定，香港的失業率只有約3%是屬「全民就業」的典型範例吧？）。從成本方面延伸如果稍有到訪過深圳的朋友，坐上由香港地鐵公司管理的深圳地鐵，你會驚覺只要付出四元（更多的只是二元）人民幣票價是可以完全「通場」的；當我們吃頓頗像樣的晚飯在深圳，今時今日還是比香港的同級飯館來得便宜（食安問題？難道香港的飯館沒有出現過事故？）。
這就是「絕對剩餘」和「相對剩餘」的問題，絕對剩餘是在生活成本較低的社會條件下努力用盡一切個人的時間和精力（當然以猝死臨界點為限）來爭取盈餘。從理論上來說，這種情況資本便可以被有效地創造出來（或被擠出來）；這樣，個人在社會的流動機會便可有望。不過，這只是我們嬰兒潮世代的一般情況，亦說明了何以嬰兒潮世代能夠累積得起原始資本以置業、搞小生意甚或投資證券的原因，更說明了可往上流動的機會能普遍地存在於嬰兒潮世代。
換言之無論是已累積起原始資本的「有條件者」或正朝著這個方向意欲累積資本的「創造條件者」，都能夠有機會朝著這種創富方向，事實上這種目標在當時的社會是相當之具體。總而言之個人或資本在那個時代仍能夠透過自我「剝削」（或說自我犧牲）或資本通過「剝削」個人，就能把無論屬個人或社會的「絕對剩餘」予以提取來創造資本！這裡面當然有一個前提絕不能被忽略，那就是生活的總成本，生活總成本就是能產生「相對剩餘」的基礎條件。所謂「相對剩餘」就是努力工作所產生的「絕對剩餘」必定要大於生活成本故能有所剩餘。
如果用盡一切「絕對剩餘」的努力（所有勞動的總和）卻都仍未能跟得上現實生活的成本，這就產生不了「相對剩餘」而只能是「相對虧損」。因為一切所付出的努力從而生產出的「絕對剩餘」都會被高昂的生活成本「吃掉」（正如一家企業用盡了一切方式去努力擠出「絕對剩餘」的價值但卻因為生產成本相對高昂而被拖挎的道理一樣）。這就是目前年青人的處境，亦都是目前社會的普遍情形！
不是危言聳聽，這種情況還將會持續地惡化！當社會的普遍購買力下降時，資本亦只能從「薄利多銷」這方面來著眼，這種結果就將進一步地把資本實力不足的企業（例如中、小企）擠走，剩下來的就只能夠是一些資本雄厚而能經得起長期以「薄利」（先薄利後追回方式驅走行家）手段縱向（如巴士公司和MTR）及多元橫向（如附屬於地產開發商的管業集團其業務延伸至屋苑維修、樓宇代理租賣、苑內零售如賣酒、賣和牛、賣月餅、賣大閘蟹、洗衣服務；另再想想屬於地產開發商的壟斷式超市）的方式來逐利的企業。這種情況下，競爭逐漸消失而壟斷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也就是說財富只有是愈發集中，亦即是說不僅社會大多數費盡了「絕對剩餘」的努力都不能有「相對剩餘」的空間（或只得「相對虧損」），這就產生出愈來愈多的人往下流動而不是往上流動甚至是不大可能維持靜止不動的現狀。
當財富進一步地集中於少數的壟斷企業手中，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維持者 — 政府，其話語權便不得不騰出多點空間來予掌握社會經濟命脈的少數幾家壟斷企業，最後的結果就是政府只變成了「代言人」！所謂「代言人」也者，是以直線或曲線的方式來替壟斷資本這群真正的社會「大股東」來執行「保駕護航」，這種實例只要看看當今的資本主義老大哥 — 美利堅合眾國便不難明白（如果讀一下美國自開國以來的歷史，你更會驚訝地發現，美國的內部一直以來就是一部政府與資本的權力鬥爭與妥協的驚天歷史）。
這一切其實都並非源自甚麼政治理念這類虛無飄渺式的意識形態，套用克林頓那句經典金句：『是經濟！儍瓜！』。
是的，那誠然是資本主義制度大框架下的大問題（不要以為我將提出甚麼烏托邦式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解決辦法，若這樣，我即淪為免費政棍無異）。
在這種情景之下，作為今天的專職收費政棍這類「那管我身後洪水滔天」（路易十六金句）的混飯者，其實並不須有任何政見而只憑反對二字就可輕易取得愈來愈多對社會現狀不滿者的給力（確是一個不錯的因糧於民的合時性行業）。作為人民的你我於是就只能無奈地成為這類無意義的天秤兩端被人搬來搬去的砝碼。（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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