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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章於2009年3月23日刊登*
王文彥屢次叫我看他網上發表有關管理方面的文章，尤其他寫的十餘篇有關施永青論無為而治的文章。近來王文彥向我發動了讚美攻勢，由於他素來都是教訓我多，恭維我少，這次真是有點給他弄的飄飄然，騰雲駕霧起來了。既然他投給了我桃，我總得報之以梨。想來想去，終於決定從網站裏列印出十三篇他在零四年寫的 《施永青的無為而治》 ，為他撐撐腰，呐喊一番。一口氣看完他的十三篇文章，不禁歎了一口氣。 一方面欣賞王文彥淵博的文史哲知識，從中國歷史隨手引用典故；批評的理據十分充份精闢，將施永青的「無為而治」駁得體無完膚；為文之筆觸鋒利，也歎為觀止。雖然不知道施永青是否也寫文章反擊，但我心想，施永青在管理中原之際在記者面前大談黃老哲學，偷龍轉鳳，為皇帝披上新衣服，也是一絕。真是各有千秋。
既然王文彥與施永青有關管理哲學之爭由老子的<道德經>開始，我先說說這本書。 老子這個人有人說是李耳，或李聃，至今也沒有弄清楚，姑且不去管他。其成書時間大約是孔子之後，莊子之前，顯然比孟子還晚。更有可能，<道德經>一書是雜牌軍，不是一人所寫，原因是此書雖只有五千來字，可以說包涵了中華民族許多智慧，其內容遍及政治學，哲學，美學，心理學，甚至也有孫子兵法的味道。而施永青所提及的<道德經>幾句經典，其實連半部<道德經>也沒有，我們且分析一下王文彥與施永青所爭論之重點。
施永青著重提到<道德經>第五十八章的「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整句是「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今譯為「政治寬厚清明，人民就淳樸忠誠；政治苛酷黑暗，人民就狡黠、抱怨」。故施永青所謂的「〝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即是管理的人太過明察秋毫，甚麼也給你算盡，其下人民，即sales，便無啖好食」及「所以如果計算得太清楚，訂得太細緻，是明察但反而壞事，用都沒有得用便是〝其民缺缺〞了」是偷龍轉鳳的手法，不單斷章取義，更有隨意解釋之疑。讀古書，每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領會，但我覺得施永青用他的錯誤解讀去推銷他的管理理念，卻有點不妥。更大的不妥是，他利用<道德經>的權威性，為他本質上與《道德經》截然不同的管理理念找一個根據。
其實任何人去中原總部，和到王文彥的怡居地產，給人的感覺是，不光是辦公擺設和氣氛，還有間隔布局，都頗有相同之處。蕭規曹隨，又有何不可？王文彥說：「施先生站在巨人的肩膊上，他縱使望得更遠，何可沾沾自喜？」，但世界上那個人不是站在巨人的肩膊上才能看的更遠的？我想說的是，連施永青骨子裏的管理理念，其實也跟王文彥相差無幾， 也是蕭規曹隨。像很多中國的企業一樣，所用的一套都是名副其實的法家思想，其不同的地方，是他披上什麼外衣而已。一個企業，你不可能用儒家的仁義道德，裙帶關係去管理，也不可能用墨家的兼愛尚同去調動公司的動力。我認為，施永青可真是得老子真傳，使他基於法家的基礎，更上一層樓。且看<道德經>第三十六章:「將欲歙之，必故張之；將欲弱之，必故強之；將欲廢之，必故興之；將欲取之，必故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這才是施永青不想告訴你的真正施永青的無為而治。法家思想固可強國強兵，日以晝繼 ，也難以為繼， 正如施永青所埋怨的，「…所以要跟隨他一起工作絕不好受。他自己的愛將也捱不到一、兩年，就得全面換班，…」
在王文彥的辦公室掛著寒山子的「難得糊塗」橫聯。我心想，無為而治則中原不會有今天， 是施永青「難得糊塗」而已。
王文彥屢次叫我看他網上發表有關管理方面的文章，尤其他寫的十餘篇有關施永青論無為而治的文章。近來王文彥向我發動了讚美攻勢，由於他素來都是教訓我多，恭維我少，這次真是有點給他弄的飄飄然，騰雲駕霧起來了。既然他投給了我桃，我總得報之以梨。想來想去，終於決定從網站裏列印出十三篇他在零四年寫的 《施永青的無為而治》 ，為他撐撐腰，呐喊一番。一口氣看完他的十三篇文章，不禁歎了一口氣。 一方面欣賞王文彥淵博的文史哲知識，從中國歷史隨手引用典故；批評的理據十分充份精闢，將施永青的「無為而治」駁得體無完膚；為文之筆觸鋒利，也歎為觀止。雖然不知道施永青是否也寫文章反擊，但我心想，施永青在管理中原之際在記者面前大談黃老哲學，偷龍轉鳳，為皇帝披上新衣服，也是一絕。真是各有千秋。
既然王文彥與施永青有關管理哲學之爭由老子的<道德經>開始，我先說說這本書。 老子這個人有人說是李耳，或李聃，至今也沒有弄清楚，姑且不去管他。其成書時間大約是孔子之後，莊子之前，顯然比孟子還晚。更有可能，<道德經>一書是雜牌軍，不是一人所寫，原因是此書雖只有五千來字，可以說包涵了中華民族許多智慧，其內容遍及政治學，哲學，美學，心理學，甚至也有孫子兵法的味道。而施永青所提及的<道德經>幾句經典，其實連半部<道德經>也沒有，我們且分析一下王文彥與施永青所爭論之重點。
施永青著重提到<道德經>第五十八章的「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整句是「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今譯為「政治寬厚清明，人民就淳樸忠誠；政治苛酷黑暗，人民就狡黠、抱怨」。故施永青所謂的「〝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即是管理的人太過明察秋毫，甚麼也給你算盡，其下人民，即sales，便無啖好食」及「所以如果計算得太清楚，訂得太細緻，是明察但反而壞事，用都沒有得用便是〝其民缺缺〞了」是偷龍轉鳳的手法，不單斷章取義，更有隨意解釋之疑。讀古書，每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領會，但我覺得施永青用他的錯誤解讀去推銷他的管理理念，卻有點不妥。更大的不妥是，他利用<道德經>的權威性，為他本質上與《道德經》截然不同的管理理念找一個根據。
其實任何人去中原總部，和到王文彥的怡居地產，給人的感覺是，不光是辦公擺設和氣氛，還有間隔布局，都頗有相同之處。蕭規曹隨，又有何不可？王文彥說：「施先生站在巨人的肩膊上，他縱使望得更遠，何可沾沾自喜？」，但世界上那個人不是站在巨人的肩膊上才能看的更遠的？我想說的是，連施永青骨子裏的管理理念，其實也跟王文彥相差無幾， 也是蕭規曹隨。像很多中國的企業一樣，所用的一套都是名副其實的法家思想，其不同的地方，是他披上什麼外衣而已。一個企業，你不可能用儒家的仁義道德，裙帶關係去管理，也不可能用墨家的兼愛尚同去調動公司的動力。我認為，施永青可真是得老子真傳，使他基於法家的基礎，更上一層樓。且看<道德經>第三十六章:「將欲歙之，必故張之；將欲弱之，必故強之；將欲廢之，必故興之；將欲取之，必故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這才是施永青不想告訴你的真正施永青的無為而治。法家思想固可強國強兵，日以晝繼 ，也難以為繼， 正如施永青所埋怨的，「…所以要跟隨他一起工作絕不好受。他自己的愛將也捱不到一、兩年，就得全面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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